城鄉一體化目的是實現城市和鄉村的差異化協調發展
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基本實現城鄉居民社會保險覆蓋;2012年城鄉居民收入首超gdp增幅;“三農”事業持續發展，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具體表現為：糧食產量實現九連增，基本建成農業科技創新和農技推廣體系，啟動全國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農村金融事業迅速發展，農業組織化程度不斷增強，土地確權基本完成，流轉機制日趨完善等。
以上都是我國在城鄉一體化過程當中取得的成就，但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王延中所講，城鄉一體化不是簡單的經濟一體化。當代城鄉發展規劃院副院長張朝偉也認為，“城鄉一體化”的本質上是城鄉融合，目的是實現城市和鄉村的差異化協調發展，而不是把鄉村建成與城市同質化的一部分，要在發展縣域經濟，建設現代人文鄉村，推進落實城鄉公共服務均等的同時，在城鄉規劃和布局方面，注重發揮城市和鄉村不同的功能定位及各自的特色，實現優勢互補，尤其要從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角度，重視鄉土文化尤其是古村落對于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價值和作用。
與會專家認為，在新形勢下，中國城鄉一體化將按照“四化同步”發展的戰略要求，大力推進城鎮化，建立健全“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逐步消除城鄉差距和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這將是黨和國家未來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
目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也是深化改革開放、深入推進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的攻堅時期，要通過關鍵環節的改革，調節收入分配，推動落實公共服務均等，在完善大中城市功能的同時，以城鄉一體化為指導，大力加強小城鎮建設，努力消除城鄉差距和二元結構，通過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其中，尤其要重視和發揮城鎮化的帶動作用，正如李克強副總理指出：“城鎮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夠一舉托兩頭，有利于促進工農和城鄉協調發展，可以有效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城鄉居民收入”。同時，加快解決社會建設相對滯后于經濟發展，因征地拆遷、環境污染及不同群體利益訴求等引發的矛盾和問題增多，城鎮化質量不高等一系列問題。 信息源:中國電商人才網_www.job003.cn_雄鷹標志
城市化要注意保持適當的進度和規模
付崇蘭認為，城市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從中國國情看，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工業化大國、農業大國，即使到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之日，中國還會是一個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現代化國家。 信息源:電子商務招聘網_www.job003.cn_雄鷹標志
據付崇蘭介紹，歐洲多數國家是發達國家，但城市化水平約70%的國家是多數。而且以保護生態的名義劃出一定不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區域，實際是保護農村。這種意識在霍華德“田園城市”和2012年舉辦的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都有充分的表現和展示。美洲城市化水平追求80%～90%，但是，仍存在很多問題，如拉丁美洲城市問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問題、墨西哥城就業問題、美國城市空殼化問題等。金融業、服務業受其影響很大。世界上很少國家沒有農業，即便城市化率超過80%～90%的所謂城市國家新加坡，實際上也有農業和漁業。
城市化進程也不是越快越好。付崇蘭指出，我國是人口大國、農業大國，我國的國情決定了城鎮化率70%左右就實實在在地進入了城市化成熟期、工業化中后期。在我國如果一定搞80%～90%的城市化率，只能是超城市化。拉丁美洲就是搞了超城市化。對比美洲與歐洲城市化，我們必須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在資源約束下建設更加合理、生態化、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區域城鎮體系。城鎮化必須以糧食安全為前提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汝信認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只能立足國內，不可能寄希望于國際市場。對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來說，任何國家都無法為中國人的生存發展提供足夠的商品糧食，中國必須立足國內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保障主要農產品供給。糧食不同于普通商品，是無法代替的維持人的生命的基本物資，像石油、稀土一樣屬于戰略物資，不能簡單地以價格衡量其價值。如果中國的糧食自給率低于一定的安全線，主要供應國隨時可能掐斷中國的生命線，縱使你擁有再多的外匯儲備，也斷然買不到自己急需的生命物質，那時不要說發展，恐怕連生存能力都不可能有了。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不利因素正在逐漸增加、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與會專家指出，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導致土地要素流出糧食生產領域，工業化、城鎮化與糧食生產相互爭地的矛盾日漸突出。耕地約束構成了我國糧食安全的重大挑戰，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耕地仍將繼續減少，而且宜耕后備土地資源日趨匱乏，耕地資源緊張狀況將會進一步加劇。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也使城市、工業在與農業和農村的水資源爭奪中占據明顯的優勢地位，糧食生產面臨水資源瓶頸。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和工業部門轉移，勞動力已逐步成為制約糧食生產的關鍵因素，解決明天“誰來種地”“誰來種糧”已是當務之急。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國內糧食消費面臨新的復雜形勢，迫切需要強化數量與質量并重的糧食安全觀。在我國城鎮化、工業化不斷發展和人口增加的背景下，我國糧食消費需求總量呈加速增長趨勢。同時，我國糧食生產越來越受到環境污染的影響。農村環境質量是保障菜籃子、米袋子、水缸子安全的“命根子”，保不住這個底線，城鄉百姓的健康福祉都將成為空想。這警示我們，糧食生產是一個長鏈條產業，其產品質量直接關乎三農利益，關乎消費者健康，關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乎民族形象。對糧食生產的質量和數量給予同樣的高度重視，應是新形勢下中國糧食安全的一個新內容。
“晉江模式”的成功在于城鄉平等互動
福建省晉江市的探索值得借簽。首先，城鄉一體化必須跳出“三農”看三農，建立城鄉統一市場。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的一樣化，更不是要消滅“三農”。城鄉一體化主要指的是從制度設計上消滅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而這種結構指的是城鄉之間不平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這些是人為的不平等，可以通過制度的完善加以克服。
當代城鄉發展規劃院特聘研究員黃志宏認為，福建省晉江市城鄉一體化的動力機制先進，創立了產業聯動的集聚擴散機制、政府主導與市場互動有機結合機制、均衡決策與統籌發展有機結合的機制，使農民在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擁有更多的知情權與參與權，這是形成區域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政治基礎。
其次，晉江著力公共財政的三個傾斜，即“財政支出要向困難群眾傾斜、向基層薄弱環節傾斜、向農村社會事業傾斜”的原則。真抓實干，堅持全面發展，防止片面追求亮點與“政績工程”。晉江的經驗證明，其區域城鄉一體化進程不但促進了“三農”的穩定發展，同時城市與鄉村之間也形成了良性的互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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