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又一場的口水戰。

這幾乎成了中國微博的常態。孔慶東、韓寒和方舟子幾乎是永遠的主角。每一次戰爭中，都有各種“粉”的出現，其后跟進的包括了公知、“五毛”、“帶路黨”……不一而足。最開始的話題總是被人遺忘，剩下一地雞毛，等待戰火重起。周而復始。當然，許多帶v的都懷著渾水摸魚攢粉絲的快意恩仇。這也是一個名利場。

但是每一場戰爭，都充滿了拍板磚、挖墻角、撬祖墳，出言不遜抹黑唱衰只是初級階段，人肉搜索曝光隱私才是高級智商。這種種群魔亂舞的情形，制造了一個知識繁榮、言論自由的超級假象。

許多人或真或假地指出“真理越辯越明”，這種討論有利事實真相的發掘和思想正誤的勘別。可惜，中國人，尤其是那些活躍在各類微博、論壇和博客之中的人們，在持續地制造和宣揚這個偽命題的同時，背后卻不經意露出中國人在公共生活倫理上根本缺失的悲慘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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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就是那個看穿了這惑人妖氛的火眼金睛。雖然是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的英文系教授，但是他對于公共生活有著持續關心和論述，那正是撥開這場迷霧的智慧之光。用他2011年1月出版的《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來對比這種種言論市場的怪現狀，便不難看出中國目前的公共生活有多么可悲，多么無聊。

什么是公共生活？顯然，我們知道公共生活是相對應于私人生活而言的。在私人生活的場合中，包括家庭、職場、社交等等，我們多數是以真實的個體身份出現的，我們謹守一定的邊界和倫理規則，并竭力樹立起高尚的自我形象，以求獲得良善乃至幸福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呢？徐賁說：公眾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自由地討論，自由地播散思想的人們。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公眾集合在一起的空間：實體的和虛擬的。信息源:普寧招聘網_www.plrcw.cn_雄鷹標志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是徐賁過往幾年中給媒體所寫的174篇文章的集子。我大致給這些文章分了個類，大約涉及到以下領域：教育、言論、政治與選舉、社區生活、文藝、道德與法。這些分類可能無法概括公共生活的所有層面，但基本覆蓋了其主要層面。

那么，何為好的公共生活？我在書里面沒有發現一個直接的回答，但是回答散布在這些篇章的每個角落里。

如果需要概括地說，我覺得他在序里談到公共隨筆時的一段話切中肯綮：“（18世紀英國隨筆作家）艾迪生以古羅馬作家塞內加赫、文藝復興作家蒙田為楷模，要以一種平和、理性的寫作去影響他的讀者，讓他們懂得如何自制、溫和穩健、不走極端、顧及公眾利益……國民性和普遍國民人格往往是融合在一起，是在潛移默化中發生的，啟蒙的作用不是發生在驚天動地的‘革命’和‘運動’之中，而是發生在春雨潤無聲的優化人際交流之中。”

好的公共生活應該由好的制度和好的倫理所共同構成。好的制度作用在于防止和懲戒“惡”的出現，從而使自由、平等、尊嚴等這些人類的基本社會需求得以在社會中行走；而好的倫理便是個體將這些德行付諸實踐，從而形成社會共同的“道德習俗”，從而使社會成為健康的、良善的共同空間。

人為什么需要好的公共生活？人類在走出洞穴之后學會了社會化生存，而19、20世紀的民族自決風潮又確定了民族國家的基本形態。公共生活是將所有孤獨的個體聯結在一起的紐帶。無論網絡購物多么發達，也無論一個個體多么“宅”，都難以避免與公共生活產生聯系。而好的公共生活不僅僅是一個社會是否富足、健康與幸福的共同指標，而且直接指涉到個體生活的質量與存亡。制度層面自不待說，它往往直接決定著個體的生殺存亡，從倫理層面上而言，公共生活也事關個體的榮譽、尊嚴乃至生死。一個沒有救死扶傷的公共生活倫理的社會，老人會在社區里撲倒故去，兒童會在街頭流血死亡。

為什么在各類言論場合中潑臟水、挖祖墳的行為，是一個根本有悖于“真理越辯越明”的偽命題？徐賁在他的后記里又寫道：“公共話語是公眾的話語，它的基本要求是理性、邏輯和常識判斷……艾迪生用寫作影響讀者，讓他們對社會形成一種相對精致、復雜，而非簡單、粗糙的感覺和觀察，學會以一種開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悅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對抗和爭來吵去的方式談論共同的話題。”

公共話語的目的，即便是爭辯，也乃是使社會朝著一個更加理性和良善的方向行進的。它在于為公眾和公共生活建立一種共同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乃是符合人性、尊重傳統、彰揚尊嚴、踐行自由、倡導愛與寬容的價值觀。它可能是批評的，但其目的乃是使真出現；它可能是尖銳的，但其目的是使真相凸顯。

公共話語的行使需要行使人具有公共生活的基本德行。這種德行是對他人的尊嚴的秉持，是對語言應用的節制，是生發于理性邏輯的推理，而不是仇恨偏執的宣泄。

為什么中國人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討論中如此地惡形惡像，面目猙獰？一來我們缺少公共的價值觀，二來我們缺少公共的德行。我們爭辯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凝聚公共的價值觀，而是發揮我的價值觀；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的德行從來不是遵從公共認可的德行，而是我的德行。

 
是因為什么、從什么時候起我們變得如此墮落，如此卑鄙，如此可憎？

我們的公眾素質，從來不亞于那些擁有好的公共生活的社會，比如美國、英國和日本。而是因為我們的公共生活中的其中一個決定性因素的“惡”化。那就是制度因素。

好的公共生活從哪里來？是從好的公共制度中來。恰如徐賁所指出的那樣，因為公眾發現踐行好的公共生活準則，其所付出的成本，遠遠要高于冷漠的，甚或惡的行為。抄襲者得高分，造假者得榮耀，受賄者得富貴，無事生非者風生水起；勇敢者下地獄，孤高者遭圍困，清潔者自清貧，誠實行善者一地雞毛。“神不正義，人怎么辦？”惟有比墮落而已。

可是既然無法逃避公共生活，我們怎么辦？好在我們有常識。常識如：人不應該作惡，不應該見死不救，不應該欺凌他人，不應該貪人錢財，應該自由而不受壓制。這些常識不構成公共生活的全部，也不構成制度本身，但是，常識是通向好的制度，通向好的公共生活，通向好的人類生活的途徑。

因為好的公共生活，就是從日常生活中的常識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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