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節后就業市場發現，技術含量低、工作相對辛苦的普工今年招工難度大。除了新生代農民工對體面就業的追求，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工資差距縮小而物價高漲，對農民工吸引力減弱，企業對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極限。專家認為，“劉易斯拐點”之后，我國“人口紅利”將逐漸消退，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矛盾將進一步突出。

招普工中介“人頭費”漲至500元

新春開年，記者走訪了上海多個工業園區及寶山、嘉定、閘北等區專場招聘會現場，發現節后就業市場技術工種招工缺口相對較小，而普工的招工難度較大。

在位于上海寶山區的春風行動專場招聘會現場，上海雙鋼倉儲有限公司人事部負責人金濤告訴記者，節后公司的用工缺口在20多人，提供的薪資也比較有競爭力，現場招聘會沒過半，技術工種全部已經招滿了。但是普工缺口連一半都沒填上，普工技術含量低、工作相對辛苦，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比較弱。

“節后招工太難了！”在金山區春風行動專場招聘會上，上海藍濱石化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人事科科長汪保衛帶著200個操作工崗位等了幾個小時，最后只招到了個位數的工人。雖然工廠老員工很穩定，但是為明年要投產的三期工廠招聘的100多個新員工走了一半。他打算在多參加幾場大型招聘會之余，一邊聯系勞務派遣公司，一邊聯系西部地區的職業學校進行校企合作，到夏天畢業實習時直接輸送學生，捱過這段“用工荒”。信息源:普寧人才網_www.plrcw.cn_雄鷹標志

勞動部門調查發現，企業對一線熟練操作工人的需求最大。上海莘莊工業區勞動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許建高告訴記者，企業最頭疼的就是普工難招，為了“搶人”，企業不得不給中介“人頭費”，招一個人給500元。

招聘網站大谷打工網《2013年基層用工市場前瞻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5274家企業中，大部分節后需要馬上招工，31%的企業稱春節后大量缺工急需招聘；54%的企業表示部分崗位欠缺人手，需要招聘；僅15%的企業表示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缺工情況。超過六成的企業的人事專員表示，基層工人招聘是一年比一年難。信息源:普寧招聘網_www.plrcw.cn_雄鷹標志

新生代農民工追求體面就業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普工難招主觀上源于新生代農民工對體面就業、高質量就業的追求。客觀上，隨著沿海與中西部地區工資差距的縮小，東部地區對農民工吸引力減弱，而企業對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極限，進一步提高普工收入有難度。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擇業期望值普遍提高，除了勞動報酬，更看重就業質量、生活體驗和人生價值的實現，體面就業已成為他們的自發需求。

來自貴州畢節的王勇節后早早就來到上海，打算多參加幾場招聘會，找一份“技術含量高、有前途有挑戰性”的工作，他想優先尋找行政工作，如果沒有盡可能找技術工種。“普工沒有職業前景，今年無論如何不能再做普工了”。中職技校畢業的江敏想先看看有沒有管理類工作，薪資水平低一些也沒有問題，但如果要做服務員等“艱苦崗位”，預期工資不包吃住最少也要每月3000元。

由于經濟發達地區生活成本較高，打工收入與中西部地區相比顯得“性價比低”，發達地區對低技能農民工吸引力減弱。

來自安徽蚌埠的戴懷榮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匠，工作一天有120元收入。他給記者算了筆賬，工地包住，工地食堂吃午餐“白菜加上幾片肉”就要8元，晚餐和老鄉搭伙自己做，有菜有肉大約5元，每個月能存下近2000元，可是在老家種地的女兒每個月也能掙2000多元。

來自四川瀘州的謝永勝在建筑工地做零工，每天收入200元，但是去掉每月房租300元、夫妻兩人的生活費1000元，每個月能存1000多元。“如果在重慶打工，我每天也能拿到200元，生活成本低得多，存下的錢就多了。”

此外，發達地區社保繳納水平較高，企業往往還有培訓等支出，企業實際用工成本增加，無力再給普通工人漲工資。以上海為例，2011年起，凡與上海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外來從業人員，按規定參加養老、醫療、工傷三項社會保險，從原本繳納水平較低的“綜保”經過五年過渡期轉為“城保”。

上海市嘉定區來滬人員就業管理服務中心主任朱華民介紹，企業為來滬打工人員繳納的社保從原本的100多元，提升到2011年的400多元，到2012年為700多元，從今年4月1日起，繳納水平在千元左右。此外，由于物價高位運行，城市生活剛性成本上升，勞動者就業收入期望普遍提高，企業為了“留人”，薪資水平年均增幅要在10%左右，還要在技能培訓、改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多個方面著手，這些都給企業帶來了不少壓力。

多管齊下完善社會保障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教授指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根據測算，16至24歲青年勞動力數量將從2006年的1.2億人，降至2020年的6000萬人；25至55歲的黃金就業人口從2015年起將明顯下降，這決定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尤其是低端勞動力市場將趨于緊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介紹，2011年本鄉鎮就業的農民工中，40歲以上占60.4%，而在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上占18.2%，這意味著受戶籍、社會保障等限制，農民工過早地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降低戶籍門檻，保障農民工同城待遇，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為其提供“市民待遇”，將有效延長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力供給。

對于農民工“體面就業”的需求，上海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趙建德認為，政府應加強引導，提倡職業不分高低貴賤的正確職業觀，減少不必要的勞動力錯配。“愛白領不愛藍領”“重體面不重收入”的社會心理是很多新生代農民工的心聲，政府要順應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提供就業服務，加強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素質和就業質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莫榮認為，提高就業質量、實現體面勞動是目前勞動就業領域新的發展趨勢，針對就業市場心態的變化，政府應做針對性的應對，加強對勞動者勞動權益的保護，完善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確保在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勞動者收入的不斷增長，以實現體面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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