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寫這一章時，喬治·布什剛好在華盛頓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他所參加的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實在枯燥得令人難以忍受，不過美國以前也有過枯燥的選舉。讓1988年的總統大選顯得突出的是它的空白：在這次選舉中，只要討論到任何主題，就會使自己政黨最忠誠、最執著、最狂熱的支持者離心離德。如果民主黨候選人真的談問題，他就會喪失自由派和進步人士的支持；同樣，共和黨的候選人則可能失去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事實上，這兩黨的候選人只要提出任何施政計劃，就可能打散自己的選票基礎。

政治領袖絕口不討論問題和施政計劃，盡可能不做具體承諾的現象，不只美國有，就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這位目前自由世界最資深、最成功的政治領袖，在她執政的10年當中，也只專注于三件事情：打破工會的束縛，在工業、住宅和教育上實行私有化，以及確定英國日益涉入歐洲共同市場，不致危害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在其他事務上，撒切爾夫人的立場一直很實際，一切因情況而異，絕不執著。

自1981年以來一直擔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在剛就任時曾有一套極具野心的計劃：要讓“社會主義的夢園”在法國實現。然而，如我們在前面提過的，不到五個月，他就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夢想。在此之后，他的政策只有兩個：繼續執政，以及提名自己的支持者擔任政府和企業要職。

另一位政壇老將，德國總理科爾，也沒有什么政策或施政計劃。他所采取的立場是：等問題來了再設法解決。如果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在以后的德國大選中取代科爾，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改變的將只是風格而不是實質。

日本的情況也沒有什么兩樣。20年前，日本首相就職時提出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在10年內讓日本的國民收入增長一倍。”時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之所以當選，一位博學的日本友人這樣說：“正是因為他在以前的政府工作上埋頭苦干，不堅持己見，不興風作浪。”信息源:普寧人才網_www.plrcw.cn_雄鷹標志

新的政治標語

美國新聞界把1988年總統大選之所以呈現一片空白的原因歸結為角逐者的個性，尤其是他們缺乏“領袖魅力”（charisma）。一般性的現象絕不是局部性的原因或少數幾個人格特質可以解釋的，這些現象是一般性的，所以原因也是一般性的。1988年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之所以進行一場沒有主題、沒有施政計劃、沒有承諾的空白競選，正是因為傳統的主題、施政計劃或承諾，沒有一樣符合現在的政治現實，傳統的政治聯盟中也沒有一樣符合現在的政治現實。可是，目前除了傳統的政策、承諾和政治聯盟之外，別無他物。這導致政治和政治人物變得“枯燥乏味”，換句話說，政治人物變得很實際，注重的是工作而不是主題。最重要的是，他們變得比較關心什么政見會嚇走選民，而不關心什么政見才可以吸引選民。可是，新聞界、知識分子和政論家要的是傳統政治，因為傳統政治充滿刺激、尖銳的政見沖突和黑白分明的選擇。政治人物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們當選了。可是，政治人物也了解（正如特羅洛普所著的一本關于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中，一位英國首相所說的）：“政府必須繼續下去。”因此，現在我們強調對能力、對不要興風作浪、對把事情做好的重視，也強調對特定任務、對以個案方式處理問題的重視。信息源:普寧招聘網_www.plrcw.cn_雄鷹標志

大眾不信任傳統的領導者是正確的，傳統的領導者只可能是群眾煽動家或失敗者——法國的密特朗差點就變成這號人物。傳統的政策和施政計劃、傳統的政治聯盟和傳統的立場，已經不能再成就任何事業。現在，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容納政治“革命”、“新政”、“德政”或“新社會”了，這些甚至不能再作為競選的口號。此外，社會救濟或以利益團體整合權力等意識形態，既不能配合有待完成的工作，也不符合選民的需要，這些意識形態都無法替政治領袖撐腰，事實上，它們只會帶來錯誤的領導。

所以，代表新政治現實的政治標語應該是“慎防領袖魅力”。現在，領袖魅力“燙手得很”。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有很多，也有一大堆書在討論魅力型領袖，現在大家都很懷念以前那段政治既刺激又光榮的時光。但是，希望領袖魅力回歸無異于一種在政治上自尋死路的期望。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世紀比20世紀出現更多充滿領袖魅力的政治領袖，可是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其他政治領袖比20世紀的兩大魅力型領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給人類造成更大的傷害。事實上，重要的并不是領袖魅力，真正重要的是：領導者是領導正確還是領導錯誤。而在目前的情況下，魅力型領袖只會造成錯誤的領導，這種領袖只會領導我們回到過去，而不是領導我們面對新現實。

20世紀的歷史已經顯示，魅力型領袖總是會自毀長城。就像11世紀的英王克努特（king canute）一樣，魅力型領袖控制不了潮汐，現實也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一旦發現現實才是主人，魅力型領袖都會變成自大狂。20世紀的魅力型領袖，最后都心理變態了，這些人先摧毀一切，然后連自己也毀滅了——像希特勒的“最后解決”。甚至拿破侖在1813年和1814年戰事失利后，心智也變得不正常，他拒絕了六份準許他在法國的歷史疆域內當皇帝，而不再是歐洲主宰的和平提案。事實上，現實永遠是主人，不會向政治承諾、施政計劃，以及魅力型領袖的意識形態屈服。

領袖魅力會引起傲慢。麥克阿瑟將軍無疑是最具領袖魅力的美國軍事領袖，而且也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一位，可是，他的領袖魅力最后卻使他傲慢到不理會杜魯門總統——他的總司令的命令，而且將中國即將在朝鮮發動反攻的一切警告置之不理，結果遭到了一場完全沒有必要的軍事慘敗。

我們不再需要領袖魅力

光有領袖魅力而沒有施政計劃，尚不足以成就事業。然而，今天的政治人物既沒有施政計劃，又缺少領袖魅力。在美國，魅力型領袖的崇拜者們總喜歡追憶肯尼迪總統，可是肯尼迪政府真正的成就又是什么？在國內政治上一事無成，在國際上，不僅在柏林危機中向共產黨屈服，在豬灣事件中入侵古巴又遭到慘敗，導致蘇聯在古巴冒險，差一點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總之，具有政治意義的領袖魅力和不具有政治意義的領袖魅力，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事實上，有能力、不固執己見、不興風作浪的領導者，或許不引人注目、不具戲劇性，甚至枯燥乏味，可是他們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20世紀一些有建設性的成就，都是出自毫不具有領袖魅力的人物。領導盟軍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位軍事將領是艾森豪威爾和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這兩個人都很有規律、很能干，而且出奇的呆板。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從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復原，主要應歸功于兩個人：德國戰后第一位總理阿登納（konard adenauer）和美國戰后第一位總統杜魯門。經歷12年納粹恐怖統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面潰敗的德國社會，是在阿登納手中復興的，阿登納還引導被各國唾棄的德國重新融入歐洲社會。但是，阿登納卻是一個呆板、索然無味、極端注重細節的公務員，總之，他是個地道的組織中人。在希特勒垮臺以后，阿登納想重新擔任科隆市市長（阿登納在納粹掌權以前是科隆市市長），英國人還覺得他沒有政治才能，一腳把他踢開。假如好萊塢聘請他，他大概也只能當會計稽核之類的角色。雖然阿登納沒有領袖魅力，可是他有見識、虔誠的宗教信仰和責任感，而且愿意苦干、實干。

杜魯門的總統位子是撿來的（有“意外總統”之稱），他比阿登納更缺乏領袖魅力。好萊塢可能會讓他當男子成衣部的經理（杜魯門本來經營成衣店，在成衣店倒閉之后，他在別人的政治庇護下才找到一個小工作），可是杜魯門卻從混亂和沮喪的魔掌中，拯救了戰后歐洲。杜魯門擁有道德意識、責任感、接受勸告和苦干的意愿。

現在，還有一些艱巨的政治任務有待完成，例如，我們迫切需要終止軍備競賽來減輕世界各國的軍事負擔（軍事越來越不具有生產性）；我們需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從環境污染中受益，事實上，所有國家最后都會因環境污染而受害；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有很多關鍵的外交決策和危機在等著我們。我們有必要思索在新的多元化社會和多元化政治體系中，政府的極限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我們需要為“新興的多數”——后企業社會中的知識工作者提供政治領導。

在這些新任務中，敵人并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傳統的政治口號、傳統的政治組合和傳統的政治，都無法應付這些挑戰。然而，現在已經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例子，運用25年前還不可思議的新策略，創造出不錯的成果。舉例來說，就在10年以前，污染問題幾乎毀了整個地中海，而現在，地中海的污染已經被三個瀕臨地中海的工業國家——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的聯合行動遏止。另外，里根總統則利用共和黨內的鷹派，重振美國軍力，最后終于在1988年的中程核導彈條約中，破天荒地裁減美蘇兩國的軍備。最令人樂觀的也許是：對知識工作者這個新興的多數群體而言，傳統的政治已沒有意義，現在具有意義的是能力。

這些新的政治任務都不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它們都不是利益問題，大多數甚至都不是國家的問題。這些新任務大多不能當成敵對性的問題來處理，因此也就不能當成傳統的政治問題來解決。事實上，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決定大多是手段問題，現在已經極少有人懷疑軍備競賽確實會對全人類造成威脅；很少有人懷疑控制環境污染的必要性；同樣，很少有人懷疑限制利益團體所造成的政治污染的必要性。傳統的政治爭辯的是目的，而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新現實已經為我們設定目的了，這些新現實所提出的問題是：要通過什么手段才能達到這些目的？

傳統的政治領袖是在應付各種議題——也就是應付大眾不同的目的，相對的，新政治領袖的任務是促使大眾對目的達成共識，事實上，這或許是制服少數團體暴力的唯一方法。像撒切爾、密特朗、科爾、竹下登和布什，這些平淡而有工作狂傾向的政治領袖，也許都不是偶然產生的；他們代表的是新的領導趨勢。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樂于奉獻、愿意專注于一兩個重要問題、出奇的勤奮，而又有才干的領導者。

可是，這樣就足夠了嗎？在1986年第一次與戈爾巴喬夫就限武問題舉行會談時，里根總統聲明，他的目標是在公元2000年前銷毀所有的核武器。由于各界的嘲諷，里根總統很快就退縮了。里根是不是應該執著于自己的理想呢？我們現在不再需要“領袖魅力”或“施政計劃”，可是我們卻需要明確的目標。我們確實需要理想。

本文摘自德魯克著《管理新現實》（東方出版社）

德魯克自詡為社會生態學家。我們認為，德魯克不僅是管理學教父，他還是不折不扣的社會生態思想家，其實他還是了不起的小說家。追隨德魯克，一定要讀東方版德魯克，深刻領悟“大師中的大師”的社會見識和對人性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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