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大多出生于1990-1991年之間，這意味著，“90后”登場了。迎接他們的是“史上最難就業季”——699萬名普通高校畢業生，創大學畢業生人數之最。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速趨緩，企業招聘意愿低迷。

教育數據咨詢公司麥可思日前發布的《2013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稱，2013屆高校畢業生總體簽約進程與上屆相比明顯下滑。

這些“90后”畢業生仍在觀望、等待。父母輩的要求、師兄師姐的切身體會，讓他們很早就知道需要找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數據和相關調查顯示，目前讓大學生滿意的工作多是公務員或者國企中的職位。

然而，這些工作的獲得相較于民企、外企崗位，可能更依賴于權力及關系。

這是一個階層流動日益固化的社會，“個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達到理想的工作和生活的狀態，困難比較大。大多數人覺得沒什么希望。”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信息源:潮州人才網_www.czzp.cn_雄鷹標志

四年前，年輕人擠過高考獨木橋走進大學校門。四年后，面對這樣一種有落差的社會現實，他們何去何從？

畢業這道坎信息源:潮州招聘網_www.czzp.cn_雄鷹標志

對從四川南充農村遠赴北京讀書的陳鳴來說，畢業是道坎，關乎留北京還是回老家。偏偏今年夏季，競爭尤其激烈，有699萬高校畢業生告別校園走向社會，創紀錄的數字成就了“史上最困難就業季”。“父母當時機遇不好，就等著我自己去改變。”1991年出生的陳鳴告訴自己。但這種改變并不順暢。保研和考研相繼失敗后，中國農業大學[微博]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的他又被萬學教育和京東商城[微博]拒絕。

全球人力資源咨詢機構美世咨詢的調查顯示，雖然畢業生較2012年增加了19萬人，但企業的招聘意愿卻未見增長。45%的企業今年沒有校園招聘計劃，在有計劃的企業中又有近七成公司計劃招聘人數較去年不變或縮減。

公務員招考規模確實在擴大，從2011年度的9763個職位、2012年度的10486個，增加到今年12927個。同時增加的是參考人數，2011年度突破90萬人，隨后數字仍逐年攀升，至2013年度，有111.7萬人參加公務員考試。

同樣就讀于北京的高校，家境更好的趙旗無法體會陳鳴的壓力，他父親是東北某市官員。這個夏天，趙旗計劃到美國旅游一個月，由于工作不好找，他決定畢業后自費到香港讀一年研究生。

正在陳鳴焦慮的時候，他的一名同班同學借助其局長父親的關系，進入江蘇老家的中國建設銀行。而陳鳴遠在農村老家的父親，顯然無法提供類似的幫助。“沒什么可羨慕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對于同學有個官爸爸，陳鳴說。陳鳴求職時盡量選擇那些需要真才實學、不需要動用裙帶關系的工作，比如銷售。陳鳴掂量，這類常年背負業績壓力的苦差事，就算別人有關系，也看不上。

最終，央企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北新建材股份公司看上了他。每年給陳鳴大概4萬薪資（扣除五險一金），銷售和提成另算，并提供住宿。“公司可能會解決北京戶口。”陳鳴對薪資待遇挺滿意，并對公司勾畫的晉升機制充滿期待。

關系是能力？

就在百萬應屆生搶“飯碗”之際，在一家國有銀行廣州支行工作的蘇帆，連續四年被安排了一些特殊的“實習生”跟著她學習。“有湘潭某公安局局長的女兒，有珠海某機關領導的兒子，”蘇帆笑言：“我可不敢安排他們加班，做錯了事我都不敢多說什么。”

蘇帆分析，“90后”的父輩是“60后”。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們趕上了很多好機會：恢復高考、改革開放。把握到機會的，如今正是社會的中流砥柱。“這意味著混得好的‘60后’有能力給后代提供更多機遇，”蘇帆說，“反過來說，混得不好的‘60后’，他們的后代可能更難跟別人競爭。”

蘇帆2007年通過公開招聘進入該單位，她留意到，后來很少有公開招聘的機會。而大學生的就業意向，越來越朝“體制內”回歸。中華英才網的數據顯示，一年多以前，50家大學生滿意的就業單位中，21家是外企。今年，大學生滿意的企業里，外企數目下降到3家，其余多數是國企。

對于父母是官員的年輕人，人們一般稱他們為“官二代”。聽到這個稱呼，趙旗說：“不至于吧，”他停頓一下后又說：“我父母還不是部級干部呢。”

不過，趙旗坦承：“父母通過他們的努力，為我爭取到更廣闊的空間，搭建了更通暢的道路。”

趙旗也是國企偏好者。他已經打算好，從香港讀書回來后會讓父母幫忙安排進一家國企。因為國企除了比拼能力，更講求人脈資源。“比起外企那些純靠能力的地方，我更有優勢。”

在趙旗看來，過去讀書階段是憑借個人努力，但是到了社會上，“關系比一切重要”。他認為父母幫忙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有這樣的資源，為什么不利用呢？資源也是一個人的能力體現。”趙旗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否定“關系也是能力”的說法。他說：“裙帶關系不能算是個人能力。國外的年輕人是不愿意這樣的，家里再有錢，也不想靠家里。”

“裙帶關系是社會不公。”唐鈞強調說。

但是“關系”確實在起作用。中國社科院2004年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就顯示，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而清華大學2012年發布的一項調查成果表明，“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約280元/月），這個工資溢價相當于兩年教育的回報。研究數據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于2010年5-6月間開展的第一輪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官二代”父母中有大專及以上文憑的比例比非“官二代”父母高6倍，平均收入高1倍。此外，父母的收入對子女工資水平影響最大，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首份工資水平就增加3%，而戶口性質、學歷等因素則基本沒有影響。但控制了這些變量后，父母政治資本的影響仍高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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