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理的角度解讀，如果說諸葛亮的“隆中對”是一次經典的策劃案例，那么東漢思想家王充用畢生精力撰寫的一部哲學著作《論衡》，可以稱之為職場史上的“最牛自薦”。《論衡》的題名，表明王充要對往古與當時的一切思潮、學說加以衡量，評其是非真偽，定其輕重。誠如此，那正是王充對自己任職能力的一種證明。這種對自己能力的證明竟把三皇五帝治天下扯了進來，所以稱之為“最牛”。

    春秋戰國之際毛遂自薦的故事，被認為是職場中人勇于表現自己的經典案例。東漢時期王充自薦的勇氣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不知天高地厚，而且天高地厚均在其掌控之中。可惜王充沒有碰到毛遂那樣叱咤風云的機會，只留下了《論衡》這本自薦書。

    王充少時聰穎好學，十五、六歲時赴洛陽太學，師從著名史學家、古文經學家班彪。太學是中國古代的大學，也是當時的最高學府。王充有這么高的文憑，在學而優則仕的文化背景中本來就是要當官的，但是當時豪族門閥把持了東漢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仕途和官場多為豪強子弟。而王充出身“細族孤門”，祖輩“以賈販為事”，在官場上沒有根基。其父王誦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橫行鄉里，與土豪丁伯等人結下了怨仇，弄得是舉家外逃，王充自然沒有“我爸是李剛”的底氣。因此，王充的第一次就業還是比較理性的，回到遠離京城的故鄉，憑著自己的文憑在縣衙里謀了一個差事。王充如果入鄉隨俗，安心當一個刀筆吏，不難偏安一隅，但他怎么也放不下博士弟子的牛勁。

    王充原本指望建立自己的關系網，有貴人拉扯自己，把自己舉薦給更高的長官，使自己走得更穩、更高。但是偏偏與長官、權貴不合，遭到排擠，遂“廢退窮居”，成了無業青年。王充畢竟是見過大世面的，有幸看過皇帝老兒視察太學的宏大場面，在靠人舉薦這條路走不通，走終南捷徑又等不及的情況下，決心自薦。而且他還不像后來的李白等人那樣，向州郡之類的長官自薦，而是準備直接把自己推薦給皇帝老兒。以王充“涉世落魄，仕數黜斥”的身份，不可能直接面君，于是寫自薦信便成了最好的選擇，這正好可以發揮他的博學優勢。精心策劃的自薦信竟洋洋灑灑寫了二十萬余言，成了一本自薦書，名曰《論衡》。

    如果說危難中挺身而出需要勇氣，那么在歌舞升平中競崗當然要展示自己的業績。可惜王充沒有獲得脫穎而出的機會，對日常事務的處理還不及他看不起的一般文吏，實在拿不出像樣的材料。這也難不倒王充，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展示業績。這個“虛擬”世界當然不是互聯網，而是人們奉為圭臬的經、傳之類。即把經、傳中的材料和前人的觀點，無論其虛實對錯，統統“求證”評論一番。這樣一來，從盤古開天地開始，對歷代史實的針砭都成了自己的業績。《論衡》與《論語》相對應，只不過《論語》是孔子的弟子整理的結果，而《論衡》則由王充親自捉刀，有望和《尚書》、《春秋》一樣受人重視，你說牛也不牛。

    王充的“自薦信”博大精深，但是一般人很難讀得懂，其中的論點亦自相矛盾。比如王充否定報應論神學的天命論，卻提出了一種新的命定論。論說中想徹底打鬼，結果又被鬼纏身。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有一個叫黃震的學者看出了要害：論衡之所以失衡，是因為作者“皆發于一念之怨憤”。王充的一念之差不是別的，就是自薦的訴求太牛。從這個牛處著眼，《論衡》中的矛盾便可以迎刃而解。

    王充自薦所要謀取職位是包裝大師，而且是皇帝老兒的御用包裝大師。王充指出，堯的時代發生了洪水之災，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不能算是好的時代。但是憑著“堯”這個美好的謚號，堯帝流芳萬世。一個字的謚號，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況《論衡》成書足以證明王充可以寫出千言評論，萬字宏文呢？漢代的功籍如果沒有大手筆的評論，無論怎樣努力，仍舊不能免掉平庸的名聲。王充完全具有劃腐朽為神奇的包裝能力，但是因為“居住在自古荒僻邊遠的地方”，多有不便。因此他希望能到皇帝身邊工作，能夠有機會和條件像李斯跟隨皇帝登上會稽山、瑯琊山勒石那樣，專為皇帝老兒“論功德之實，不失毫厘之微”。據稱和那些想稱頌皇上而又說不出來甚至說它不好的俗儒相比較，王充的優勢是明顯的。

    王充的絕活就是“以論為鍤”，為包裝造勢。、鍤都是用來挖掘、平整土地的農具，可以用來將高坡鏟平，將低洼的墊高。在王充看來，“夫筆墨簿書，鍤筑杖之類也”。“以論為鍤”，將高坡鏟平，就是將前人的豐功偉績淡化。所以“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在王充的筆下，“上圣大賢，咸在訶斥”之中，問孔、非韓、刺孟更不在話下；將低洼的墊高，那就是為當期皇上進行包裝了。有了前者貶損的功夫，對后者的吹捧就很容易取得空前的效果。當然，歷史上那些為圣賢立傳的方法還是要古為今用的。于是我們就難免會看到一些矛盾之處。比如，對前人的“祥瑞”可以不以為然，可以破除迷信；然而“祥瑞”本身不必拋棄，可以作為當期皇上圣明的佐證，于是“祥瑞”的光環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