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輕勞動力減少導致“用工荒”
人們從來就沒有想到，作為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003年之前，計生委、人口學家、經濟學家都在強調勞動力過剩，并以此強調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媒體也都在炒作“民工潮”。
然而從2003年開始，中國沿海開始出現“用工荒”。筆者在2004年就認為“用工荒”是由于計劃生育導致年輕勞動力數量的減少。但當時蔡昉等主流人口學家卻認為是和經濟形勢相關的局部的、暫時性的勞動力短缺，不足為慮(2007年后才改口承認是勞動力總供給相對不足導致民工荒)。2006年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也認為中國勞動力短缺只是結構性短缺，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規模龐大，2016年將達到高峰10.1億人，比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的總和還要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不會缺少勞動力，必須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信息源:中國電商人才網_www.job003.cn_雄鷹標志
然而近年的情況表明，勞動力短缺并非“局部性、暫時性、結構性”，而是愈演愈烈、全線告急，珠三角告急，長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湖南這些以往勞動力輸出大省也全面告急。信息源:電子商務招聘網_www.job003.cn_雄鷹標志
其實從人口學角度是能夠解釋民工荒的。中國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在2002年達到4.6億頂峰后，在2003年開始負增長，幾乎同時出現民工荒。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向中國進口減少)暫時掩蓋了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問題，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顯。2012年20-39歲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對經濟的影響已經如此之大;而到2032年，該年齡組人口只有3億(比2002年減少1/3)，對經濟的影響的可想而知。
二、“用工荒”與“就業難”將長期并存
“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自始至終都是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重要理由，其實與亞里士多德的 “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一樣荒謬。伽利略用兩個鐵球同時落地的實驗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但是中國不少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至今理解不了“兩個鐵球”的原理。
巴西面積相當于美國的91%，人口只相當于美國的63%，但是巴西的失業率略高于美國。阿根廷面積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阿根廷失業率也比印度還高。
工業革命以來，失業問題一直存在。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所需勞動力不斷減少;大量“失業”的農民進入工廠，生產衣服、電視、洗衣機、玩具等，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工業生產的效率也不斷提高，機器淘汰人力;“失業”的工人涌向第三產業，人們享受的服務越來越好。現在發達國家只需要不到30%的勞動力就能滿足全社會的工農業需求，如果沒有第三產業，70%以上的人就得失業。但是如果人口減少一半，消費市場也減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社會作為整體，人口決定消費，消費決定需求，需求決定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一個正常的社會大略是2個消費人口提供1個就業機會。美國3.1億人口能提供1.6億就業機會;日本1.27億人口能提供0.66個就業機會;巴西2億人口能提供1億就業機會。中國內需市場只能提供6億多就業機會，而實際勞動力卻有8億，這是因為計劃生育既減少了年幼消費人口，又使得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67.4%(世界平均只有48%，發達國家也只有50%左右)，導致“額外過剩”約1.4億勞動力。
如果1980年就停止計劃生育，那么現在總人口14億多;由于婦女需要照看孩子，勞動參與率降低，總勞動力反而只有7億多。那么中國勞動力與總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業壓力大為降低。
也就是說，中國內需不足不僅僅是人均消費能力不足，更是消費者數量的不足。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中國必須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業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
而印度由于人口結構比較合理，內需市場能夠滿足就業需求，經濟增長更主要依賴內需。
中國目前之所以失業問題還不嚴重，是因為國際社會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即將走到盡頭：
(1)、中國年輕勞動力正在快速減少，大量的企業將轉移到印度、菲律賓、拉美等年輕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給中國提供的就業機會也會減少。
(2)、發達國家由于老年化，購買力下降，導致國際市場萎縮。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2》的數據，高收入國家占全球進口商品的比例從1999年的81.5%下降到2011年的67.7%。
(3)、發達國家將保護本國制造業。比如美國近年就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幫助制造業復蘇，增加就業。
有人說中國民工荒只是春節后才有，說明只是季節性的;其實不然，春節后民工荒之后，就有大量企業破產或轉移，意味著就業機會在逐年萎縮。
有人認為產業升級可以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其實勞動力短缺并不意味著充分就業，相反，失業率會更高。年輕人能勝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勝任，這是一個結構性失衡的問題。由于需求和消費信心不一樣，年輕人作為消費者比老年消費者創造的工作機會要多得多，年輕消費者促使產業升級，而老年消費者卻使得產業停滯。歐洲各國的經驗表明，老年化不但導致勞動力短缺，也增加就業壓力。比如日本15-64歲勞動力在1996年開始負增長，總失業率、15-24歲青年失業率分別從1980-1995年平均的2.5%、4.7%增加到1996-2011年平均的4.5%、8.6%。德國15-64歲人口在1998年開始負增長，總失業率、青年失業率也分別從1991-1997年平均的7.9%、7.9%增加到1998-2011年平均的8.5%、10.5%。中國15-64歲勞動力在2014年開始負增長之后，失業率(尤其是青年失業率)將增高。與日本、德國還不同，中國有龐大的“過剩”勞動力，“用工荒”和“就業難”將長期并存。“保就業”將是中國今后長期的政治任務。
三、高等教育超前和城市化滯后導致大學生就業難
大學生不是回農村當農民，不是當普通工人，而主要是在城市從事第三產業，少部分當技術工人。如果城市化進程跟不上大學擴招的進程，必然導致大學生就業難。
1999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6.7%，不但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甚至低于比中國落后十多年的印度。1999年之后的大學擴招是必要的。
但是中國大學擴招的速度遠遠超前于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也比發達國家當年要快。中國大學招生從1999年的108萬增加到2012年的689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9年的6.7%提升到2013年的30%，只花了14年時間。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55年的10%提高到1978年的30%，化了23年時間。英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1年的14.5%提高到1991年的30%，化了20年時間。法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1年的18.6%提高到1987年的30%，化了16年時間。
而計劃生育卻導致中國城市化卻滯后于經濟發展。如果工資合理，那么一個勞動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夠讓全家進城生活;由于消費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務業就業機會，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例不斷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企業也有產業升級的動力。中國由于計劃生育導致勞動力“額外過剩”，長期低工資(最近幾年在勞動力短缺的倒逼下才漲工資)，消費者數量和人均消費能力雙重降低，企業也沒有及時進行產業升級(自主創新落后，對大學生需求不足)，使得中國工業化不能轉變為城市化。農民工無法承擔全家人進城的開銷，出現了中國獨特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現象。生產與消費異地，導致城市消費不足，城市化滯后，第三產業遲遲發展不起來。以可比的1990年國際元為標準，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10000，相當于英國1967年、法國1968年、日本1971年、韓國1993年的水平;當年這些地區的城市化率分別為77.5%、69.5%、72.6%、76.5%。而中國2013年城市化只有53%。可見，中國的城市化是滯后的。
而2013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卻高達30%，相當于法國1987年、英國1991年、日本1978年的水平;當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率分別為73.8%、78.2%、76.0%，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產業(農業)的比例分別為6.6%、2.2%、11%，從事第二產業(工業)的比例分別為30.4%、31.1%、35%，從事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比例分別為63.1%、65.6%、54%。中國2013年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比例分別為34%、30%、36%。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根本不可能容納如此高比例的大學生就業，導致大學生就業難。中國的高校畢業生已經從2001年的103.6萬增加到624.7萬，今后幾年還將繼續增加。累計不能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數量不斷增加，將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勞動力短缺、大學擴招導致中國制造業衰退
勞動力短缺加上高等教育大躍進，將降低制造業的競爭力。高等教育入學率提高，也意味著企業所需的技術工人、普通工人將補充不足(畢竟完整的產業鏈需要各層次的勞動力，某些員工由企業培訓比由大學培訓更好)。
日本就是前車之鑒，1980-1994年日本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的比例穩定在34%、35%。但是1995年后15-64歲勞動力開始負增長后，一方面由于年輕勞動力絕對數量的下降，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4年的38.7%上升到2010年的59.7%，導致制造業所需的年輕勞動力補充不足，日本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的比例從1994年的34%下降到2010年的25%，同期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數量從2200多萬下降到1600多萬(并且年齡結構老化)，出口占全球比例從1994年9.2%下降到2011年的4.5%。進入全球500強的企業從1994年149家下降到2012年的68家。
歐盟在1999年前，30%以上的勞動力從事工業，出口占全球比例一直在40%以上。但是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比例從1998年的30.3%下降到2011年的24.1%，出口占全球比例從1998年的42.9%下降到2011年的33.1%。
韓國是另一個例子。韓國的高等教育也是大躍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1年的7.25%提高到1990年的36.8%、2000年的78.8%、2010年的103%(世界第一)。由于制造業補員不足，韓國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比例從1991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8.1%、2010年的17%(低于日本和歐盟)。意味著韓國制造業可能將衰退，出口占全球比例可能即將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可能將比日本1995年之后要大。
韓國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也導致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從1980年的2.8下降到2010年的1.2)：增加了家長的養育成本，提高了年輕人的就業壓力(從而降低生育愿意)，擠壓生育時間，改變生育觀念，抬高婚育門檻。韓國由于2000年以后的生育率比日本還要低，今后勞動力下降速度將快于日本，今后經濟衰退速度將超過日本。
中國20-39歲年輕勞動力在2003年開始負增長，15-64歲總勞動年齡人口在2014年開始負增長。2012年中國高校招生689萬，已經相當于該年18歲人口的36.7%了。而18歲的人口卻從2006年開始負增長，從2005年的2577萬減少到2012年1878萬、2028年的1367萬(比2005年下降差不多一半)。高考報名人數在2008年后負增長。如果繼續保持2012年的招生規模，那么2028年招生人數將相當于18歲人口的50.4%。意味著今后大量高校將破產，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將衰落。
今后中國高校生源短缺，在家長(獨生子女寄托了家長所有希望)和高校強大的推動力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步韓國的老路繼續飆升，將導致“人口制造業”和“物質制造業”雙重下降。
第三產業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如果實體經濟出現衰退，那么第三產業就發展不起來。普通工人的補員不夠和結構老化(40歲以下的農民工占比已從2008年的70%下降至2012年的59.3%)，將導致中國制造業萎縮，也阻礙第三產業的發展，將進一步加劇“大學生就業難”。中國將出現“用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長期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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